伍豪事件始末（孟昭庚）
周恩来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曾以诸多化名或笔名示人。求学时期，他化名为伍豪、飞飞、翔宇等；1927年至1931年，在担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期间，他又以冠生、周少山等化名，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陕北转战，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了迷惑蒋介石的密码员，并确保机密，毛泽东化名为“李德胜”（取“离得胜”的谐音，意指离开延安即可取得胜利——作者注），周恩来则化名为胡必成（“胡”取自他过去留的长须，当时有人称他为“胡公”，“必成”寓意“必定成功”——作者注），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使用的化名。在周恩来所有的化名中，伍豪最为人所熟知。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四人帮”，都曾利用这个名字恶意诽谤周恩来，企图实现他们卑劣的企图。
1919年春四月，周恩来毅然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返回了天津。数周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应运而生，天津的学界积极响应，迅速成立了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与回族学生马骏，成为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领袖。同年九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部分领导人如郭隆真（回族）、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刘清扬等人，共同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刊物——《觉悟》，并规定所有领导成员均需以笔名撰写文章。预见到组织未来的扩张，他们精心编排了50个编号，由成员们随机抽取以决定各自的号码。周恩来抽中了5号，邓颖超则抽到了1号。为了使笔名听起来更具中国特色，他们依据号码的谐音，分别为周恩来取了“伍豪”，邓颖超取了“逸豪”。这两个笔名伴随着他们，使用多年，直至伍豪与逸豪结为连理，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31年12月初，肩负中共中央军委领导重任的周恩来同志，在地下交通员的精心护送下，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一艘英国轮船，驶向汕头。继而从汕头出发，途经潮州、长汀，终于在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并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
吾辈坚信，中国共产党当前所行手段，即发展红军以牵制现政府，实则削弱我国抗日力量，其结局必致我国沦为日本的傀儡，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与本人投身革命之初心背道而驰。更兼该党所秉持的国际路线，不过是苏联谋求自身利益的策略。苏联虽口口声声宣称要反对帝国主义，然而自身却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观今日日本侵略我国，苏联不仅未恪守中立，反而借助中东路向日本输送兵力，并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所谓援助弱小民族，不过是欺骗国人的幌子。基于良心的觉醒，本人特此从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退出。
伍豪等243人启
启事内容于2月17日的《时报》以及随后的《申报》20日和21日连续刊登。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其手段是毒辣的，又是卑劣的。如果真有200多名中共党员同伍豪一起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的话，国民党肯定如获至宝，一定会逐一列出全体声明人的名字，进行大肆宣传。然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却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越发显示出这个骗人的把戏编造得多么拙劣。
伍豪先生鉴：
本月18日，我们收到一则广告启事，但由于福昌床公司未能提供担保，且手续存在不符之处，因此未能予以刊登。
申报馆广告处启
若广告发布者因无人担保，报馆仅需其提供担保人即可，何须在报纸上发布一则引人瞩目的公告？此公告颇具深意。其目的在于让公众误以为存在两位伍豪，引起公众关注并促使思考，暗示《时报》等媒体发布的“伍豪公告”可能存在虚假成分。事实上，《申报》发布这则非同寻常的公告揭示了关键问题——伍豪在18日，即《时报》等发布“伍豪公告”的同一天已作出回应。伍豪致《申报》的公告具体内容虽已不可考，但根据“申报馆广告处启伍豪先生”的字样，可以推断这显然是伍豪先生对《时报》公告的回应。
为了在党内外澄清事实，2月27日，中共内部刊物《实报》登了一篇《伍豪启事》。这则启事义正词严地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党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一天的《实报》上还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个标本》一文，无情地揭露批判了特务们的可耻手段。
兹据周少山君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正如先前所述，启事中提及的周少山，乃周恩来先生曾使用的别名之一。该启事构思精妙，言辞巧妙，完全符合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规范，令敌人无从下手，无懈可击。它不仅揭露了敌人的污蔑，更是明确了事实的真相：所谓的脱党“伍豪”并非周少山，亦非周恩来本人。
此时的周恩来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替他想出用所谓启事、“保人”和律师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特务机关造谣惑众的伎俩，当然是中共临时中央了。
后来，因参与此事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透露了内情，策划和主谋此事者就是追随蒋介石而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共活动的张冲，这才终使“伍豪事件”大白于天下。黄凯说：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CP（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启事，由张冲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法国大律师代伍豪发表被人冒名的声明。
张冲，字淮南，生于1903年，逝世于1941年，籍贯浙江乐清。1922年夏日，年仅19岁的张冲，在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求学之际，便毅然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春季，他受命担任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部长，陈果夫担任副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负责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的核心成员，后晋升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正是这位一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启事”事件的张冲，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事业，与曾经的对手周恩来结为挚友，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佳话。此事，暂且按下不表。
理应而言，那段已然成为笑谈的过往，不过是周恩来同志革命生涯中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然而，谁又能料到，国民党特务机构不经意间布下的这个小局，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竟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拿来做为攻击和诋毁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武器。
1967年春天，在铺天盖地“抓叛徒”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天津红卫兵将他们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找到的35年前登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旧报，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3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并附上“启事”。江青在信中煞有介事地写道：天津红卫兵小将向我报告，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要挟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之后即给江青一个文字答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任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相应措施。详情另报。
在这一日，周恩来特命秘书搜集了当时上海的旧有报纸，进行了细致的核实。随后，于1967年5月19日，他郑重地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主席：
连日因忙惊天动地四川和内蒙问题……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五月十九日夜，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关系密切，早在1932年“启事”事件发生之前，周恩来就已在江西瑞金担任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与毛泽东共同奋斗在一线，又怎会存在“伍豪脱党”的传闻呢？
毛批示：
送林彪阅，交文革小组，存档。
1967年岁末，北京一支名为“抓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向毛泽东写信，揭露他们的一项重大发现——“伍豪启事”。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事作出明确批示，指出该事件系国民党恶意造谣中伤。他指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向公众说明情况，并录音存档，以防今后再有类似谣言滋生。康生、陈云亦共同证实，此事纯属虚构。
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企图利用“伍豪启事”整倒周恩来的企图便未能得逞。
林彪叛逃、身败名裂之际，1972年6月23日，在一场批林整风的汇报会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就此历史问题发表讲话。为正本清源，杜绝隐患，周恩来在会上对“伍豪事件”进行了详尽的专题报告，并录音存档。他要求将此报告及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局，并指令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副本。将报告正式归档，白纸黑字，便能有效地遏制那些恶意中伤者的再次煽风点火。周恩来在特殊时期采取的这一非常举措，恰如其分地印证了那句“周公犹恐流言日”的古训。
陈云在会上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当时，临时中央设法刊登了一则小广告，以报馆回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表明伍豪先生曾发表声明，否认并揭露了国民党的谣言。然而，由于保人关系，该声明未能公开发表。这则小广告的目的在于让白区和全党的同志们知晓国民党的阴谋，以免受到其欺骗。”
陈云彼时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一职，其言论自当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这是他第八次被紧急送往手术室。他心中深知此次手术可能关乎生死。在步入手术室的前一刻，他嘱托秘书取来1972年6月23日所做报告的记录，用颤抖的手艰难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旁边注明：“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随后，他抬起那布满疲惫与沧桑的面容，声音洪亮地宣告：“我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绝非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然而江青及其同伙却对这位已故的国家领导人仍怀有恶意，继续施展卑劣的阴谋手段。一日，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竟突然转载了一篇源自香港的刊物文章，对周恩来总理进行诽谤，声称其以伍豪之名为掩护，暗中操控了四一二事件。更有甚者，有人恶意拿出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前的合影，企图误导那些对历史缺乏了解的年轻群体。这无疑暴露了当时“四人帮”在新华社的走狗，为迎合江青等人而故意刊登的恶意文章，此举显然是在姚文元等“四人帮”宣传部门头目的默许下进行的。一时间，广大民众纷纷致信、致电新华社，要求对此类含沙射影的丑行给予解释。面对舆论的强烈不满，新华社不得不在《参考消息》上发表道歉声明，称其为疏忽所致的错误。就在同年，随着“四人帮”被历史淘汰，对伍豪的诬陷阴谋也最终烟消云散。
‘这是敌人伪造的，切勿轻信。’如今，‘四人帮’已被彻底粉碎，组织上正准备整理一套详细材料，以正视听。此事关乎我们党的历史，关乎你伯伯的历史，更关乎你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因此，我深感有必要向你们讲述此事，以便日后若有询问，你们能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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